西部地域文化心态与民族审美精神

存在和发展的民族经济形态以及其他生存环境相适应，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有着许多各各相异的特殊性质，展示着各自文化的民族人文品格。差异文化，是孕育、生成其美学思想并熔铸其审美精神的土壤。不同地域文化的美学思想各有自己的审美精神和审美范式、审美特色、审美诉求，因此，研究中国西部地域文化心态及其审美精神，需要深入地探讨其赖以生存的文化背景和文化差异性，由文化差异性到审美文化生成演化的整体结构，再到源流趋向，即审美文化的具体问题。 地域文化，或称“区域文化”，是研究人类文化空间组合的地理人文学科。它以广义的文化领域作为研究对象，探讨附加在自然景观之上的人类活动形态、文化区域的地理特征、环境与文化的关系、文化传播的路线和走向以及人类的行为系统，包括民俗传统、经济体制、宗教信仰、文学艺术、社会组织等，是某一地区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地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主要受制于地域环境和社会结构，其中，地域环境对人类行为起着决定性作用，对地域文化的形成所带来的影响也是全方位的，换句话说，文化又是人类适应地域环境的产物。地域文化具有显明的地域性特征，是一个地方的灵魂，它以丰富的蕴藏量和广泛的群众基础而具有顽强的生命力，有力地推动着地区社会的进步。我国地域辽阔，历史悠久，地域环境千差万别，文化各具特色，正是这一些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的灿烂文化。 同时，地域文化又是民族文化在特定区域的积累。民族文化与美学思想，包括审美意识、审美趣味、文化心态与审美精神，离不开民族的地域文化的作用与影响。文化与美学差异现象，特别是审美意识上的差异是由地域文化，包括历史的和自然的因素所造成，忽视其中的任何一方，都不可能使我们的研究得出科学的结论。所谓“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物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人之心与天地山川流通。发于声，见于辞，莫不系水土之风而属三光五岳之气”王应麟：《诗地理考·序》，《津逮秘书》影印本，见《丛书集成初编》。。文化是代表一定民族和地域特点的，呈现出其精神风貌、心理状态、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等，是民族精神成果的总和。可以说，地域文化是构成全人类文化的基石。不同的国家和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同一个国家，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人文因素及历史发展进程形成互为区别的地域文化。中国文化有源有流、深厚深远、仪态万千，地域文化的特征也是非常明显的，南北地理、东西地貌以及由此生成的南北、东西文化是存在差异的。 的确，地域文化是生存于不同地域的民族在不同的人文与生态环境条件下创造的，表现出民族特有的生存方式，具有各自不同的特色。以中西文化为例，在宇宙论方面，早期的西方哲人认为，宇宙是空间的存在，是可分的、孤立的、对立的；人也是孤立的个体的存在。由此而形成的实证分析哲学，则把宇宙间事物的存在都看成是独立的，人与自然万物是对立的，人要探索、认识并征服自然。因此，西方文化的基本特征便表现对个体与自由的追求，并以实证分析的科学精神为文化异向。中国哲人则认为，宇宙自然是和谐统一的，天地间的万事万物包括人与社会都是有机联系不可分割的，“万物同宇而异体”《荀子·富国》，见杨倞《荀子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版。，“万物各得其和以生”《荀子·天论》，见杨倞《荀子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版。，宇宙天地间的自然万物是丰富的、开放与活跃的，而不是单一的、保守和僵化的。单个的物不能孤立存在，单个的人不能独自生存。正如《淮南子·精神训》所指出的：“夫天地运而相通，万物总而为一。”宇宙间的自然万物雷动风行，运化万变，不断地运动、变化，同时又处于一个和谐的统一体之中，阴阳的交替，动静的变化，万物的生灭，都必须“致中和”。只要遵循“中和”这种原则，才能使“天地位”，“万物育”，以构成宇宙自然和谐协调的秩序。“和”既是天道，也是人道。从一个方面看，自人类社会产生以来，作为地域文化因素之一的自然就已不再是原初的自然，而是历史的自然；历史也从此不会是单一的历史，而是自然的历史。历史和自然的这种必然而然的关系集中体现在“人地关系”，即人类社会与地理环境的关系上。换句话说，审美文化的差异与审美意识上的差异是由构成地域文化因素的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综合作用的结果。 从另一方面看，生成于文化土壤中的包括审美意识在内的意识首先不是纯粹自然的，而是观念的，是从人的生命原初生成的，是“自我”或言生命的现在形态，是当下。即如德里达所指出的：“这是当下，或者毋宁说是活生生的现在在场。……是活生生的现在，是先验的生命的自我在场。” Jacques Derrida, speech and phenomena,trans,by David B .Allison Northwest University Press 1973.p6.按照德里达的差异论观点，“自我”中包含着非自我、它的在场中包含着不在场。这种不可还原的非在场“有一种建构价值，与它相伴的是一种活生生的现在的非生命、非在场或非自我从属，是一种不可还原的非原初性” Jacques Derrida,speech and phenomena,trans,by David B .Allison Northwest University Press 1973.p6-7.。这也就是说，“自我”在根本上就是相对的、差异的。“自我”不是统一的、一体的，而是差异的、开裂的。既然知识和世界都给予“自我”之上，而这种“自我”本身是差异的、开裂的，那么知识和世界当然不可能是统一的、一体的、封闭的，而只能是差异的、多元的、开放的。作为一个具有生命力的生成于“地域文化场”或“地域文学场”的审美文化与审美意识，就是这种差异的、多元的、开放的一种表征。 审美文化与审美意识是多元的、有差异的、开放的。这种现象与地域环境的影响分不开。世界上第一个表达环境对人类气质的影响这一概念的人是公元前五世纪古希腊的医生希波克拉底。他在《关于空气、水和地》一书中提出了如下的看法：“(居住在酷热气候里的)人们比较北方人活泼些和健壮些，他们的声音较清明，性格较温和，智慧较敏锐；同时，热带所有的物产比寒冷的地方要好一些。……在这样温度里居住的人们，他们的心灵未受过生气蓬勃的刺激，身体也不遭受急剧的变化，自然而然的使人更为野蛮，性格更为激烈和不易驯服。因为从一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的迅速转变能焕发人们的精神，把他们从无所作为的状态中拯救出来。”波德纳尔斯基：《古代的地理学》，中译本，第60页。中国古代也有类似的论述。《管子·水地》说：“地者，万物之本原，诸生之根莞也，美恶、贤不肖、愚俊之所生也。水者，地之血气，如筋脉之通流者也……故水一，则人心正；水清，则民心易。”《管子·地员》又说：“地者，政之本也，辨于土而民可富。”孟子则把“经界”作为仁政之始。《礼记·王制》说得更明确：“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暖燥湿。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刚柔轻重，迟速异齐，五味异和，器械异制，衣服异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 《考工记》说：“橘逾淮而北为积，鹤铸不逾济，貉逾坟则死，此地气然也。郑之刀、宋之斤、鲁之削、吴粤之剑，迁乎其地而弗能为良，地气然也。”这就是说，气候、空气、山水等自然环境的不同导致了不同的性格气质、好恶情感和服饰饮食。后来，明代学者王士祯在论及关中与川中水土与人性之关系时亦曾指出，关中土厚水深，“故其人禀者博大劲直而无委曲之态……川中则土厚水不深，乃水出高原之义，人性之禀多与水推移也”王士性著，吕景琳校：《广志绎》卷3，中华书局1981年版。。至于从地域文化来解释具体的文化差异现象，就更为常见。如唐代赵耶利就曾用地理环境的不同解释川派与吴派琴乐风格的差异，他说：“吴声清婉，如长江广流，绵延徐逝，有国士之风。蜀声躁急，如急浪奔雷，亦一时之俊杰。”见朱长文《琴史》卷四载。现代琴家徐立荪也说：“音由心生，心随环境而别。北方气候凛冽，崇山峻岭，燕赵多慷慨之士；发为语言，亦爽直可喜。南方气候和煦，山水清嘉，人文温雅，发为音乐亦北刚而南柔也。古琴本为我国普通乐器，历代知音者多有曲操流传，初无所谓派也。既因气候习尚，所得乎天者不同，各相流衍而成派，乃势所必然。”徐立荪：《论琴派》，载《今虞琴刊》，第15页。可见，从自然环境考察文化，在中国也有一个极为深远的传统。并且，比希波克拉底分析得更为深入，如《王制》还谈到了人们的生产工具和衣食住行与自然环境的联系。当然，必须指出，希波克拉底的考察，他对气候和季节变换对于人类肉体和心灵的影响的研究，相应于生理学的不大成熟的状态，在有时和个别地方这样分析会发生错误。但是，从原则上看，希波克拉底在认识上却开拓了一条重要的途径，不只是亚里士多德和上古末期的一些研究者，而且有近代人物如波当和孟德斯鸠，都承袭着希波克拉底的见解参见阿尔夫雷德·赫特纳《地理学—它的历史、性质和方法》，王兰生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0页。，其中以孟德斯鸠的影响为最大。 孟德斯鸠(1689—1755)曾到北欧和南欧进行过实地考察，他从反宗教神学出发，站在启蒙思想家的立场，对地理因素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作了肯定。他认为，地理环境，特别是气候、土壤和居住地纬度的高低、地域的大小，对于一个民族的性格、气质、风俗、道德，精神面貌、法律性质和政治制度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作为启蒙思想家、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先驱，孟德斯鸠的地理环境决定论对史达尔夫人“自然环境决定文学风格”史达尔：《论文学》，《西方文论选》下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125页。的观点和丹纳“精神文明的产物和动植物界的产物一样，只能用各自的环境来解释”的“种族、环境、时代三大原则”丹纳：《艺术哲学》，人民出版社1963 年版，第9页。的确立有着直接的影响。 普列汉诺夫在关于历史的起点和动力的研究中，也表现出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倾向。据统计，在将近二十年的文稿中，普列汉诺夫有十五次之多地阐述了他的地理环境决定论思想。他在1893年底完成的《唯物主义史论丛》一书中所指出的“周围自然环境的性质，决定着人的生产活动、生产资料的性质。生产资料则决定着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相互关系，……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则在社会生产过程中决定着整个社会结构。自然环境对社会结构的影响是无可争辩的。自然环境的性质决定社会环境的性质”是其这种理论的代表。 普列汉诺夫虽然分析了自然环境对人类社会发展所产生的影响，但他犯了一个类似费尔巴哈的错误：忽略了人地关系中的中介。也就是说，他没有看到人与自然界之间的能动关系。普列汉诺夫“之所以认定人类历史的初始点和发展的根本动力为自然地理环境，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对实践、对生产活动的本质和作用作了片面的、非科学的理解”徐咏祥：《论导致普列汉诺夫地理环境决定论倾向的理论根源》，《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1期。。在一点上，他甚至还不赶不上黑格尔。黑格尔一方面认为地理环境与“生长在土地上的人民的类型和性格有着密切的联系”。另一方面又以他的辩证法眼光指出：“我们不应该把自然界估计得太高或者太低；爱奥尼亚的明媚的天空固然大大地有助于荷马诗的优美，但是这个明媚的天空不能单独产生荷马。”黑格尔：《历史哲学》，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第123页。 真正对人地关系及地理环境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进行科学分析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马克思和恩格斯是把自然地理环境作为人的对象和条件纳入人的实践范围内来考察的，从创作者与客体的结合、主观与客观的关系上研究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物质变换规律和精神生产现象。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在分析人类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社会的“第一个历史活动”时，特意加了一条注解：“黑格尔。地质学、水文学等等的条件。人体、需要、劳动。”这说明马克思并没有否定自然地理环境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在同一著作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又指出：“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定的具体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他们与自然界的关系。当然，我们在这里既不能深入研究人们自身的生理特性，也不能深入研究人们所遇到的各种自然条件——地质条件、地理条件、气候条件以及其他条件。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页。在这个基本思想的作用下，马克思在分析人类社会的起源和发展、人类社会生产方式的差别、人类自然需要，特别是人类审美需要的差异时，都对自然地理环境的作用给予高度的重视。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自然环境在人类社会发展阶段中所起的作用是随社会发展而产生的。他说，“随着野蛮时代的到来，我们达到了这样一个阶段，这时两大陆的自然条件上的差异，就有了意义。野蛮时代特有的标志，是动物的驯养、繁殖和植物的种植。东大陆，即所谓旧大陆，差不多有着一切适于驯养动物和除一种以外一切适于种植的谷物；而西大陆，即美洲，在一切适于驯养的哺乳动物中，只有羊驼一种，并且只是在南部某些地方才有；而在一切可种植的谷物中，也只有一种，但是最好的一种，即玉蜀黍。由于自然条件的这些差异，两个半球上的居民，从此以后，便各自循着自己独特的道路发展，而表示各个阶段的界标在两个半球也就各不相同了。”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9-20页。这里，恩格斯肯定了“自然条件”的差异，对于人类文明进程的不同有很大关系。 从以上所引述的材料和